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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再记

发表日期:2021-08-05 03:59  作者:admin  浏览:

  编者按5月23日,本报刊发《下乡记》,报道了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开展百村调研的情况。高居“庙堂”的年轻公务员们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引发读者强烈反响。施政必先了解国情民情,“三门”干部必须补上这一课。本报今日再次刊发反映中央国家机关年轻干部下基层接地气的报道——《下乡再记》,以飨读者。

  这位立志成为优秀外交官的年轻人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的事实:她还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城市以外的地方。之前,姚馨从未走进过农家小院,也分不清楚韭菜、麦苗。她更熟悉的是国际形势、双边关系。可是,一个外交官连所在这片土地的样子都不清楚,又岂能让别人了解它、热爱它?!

  和其他百村调研的成员一样,姚馨的人生经历也是“家门—校门—机关门”。大学读的外语,毕业后进了外交部欧洲司。因工作需要,姚馨各种外交口径没少记,各种材料也没少看,只是口径、材料背后是什么却并不十分明了。日前,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组织百村调研实践活动,让青年干部们接地气、明国情,姚馨放下一切报名参加了。

  事实上,姚馨刚刚受了些刺激。不久前,《奥地利信使报》派记者来访,要求“全方位认识中国”,以便于写中国发展的大文章。姚馨的任务是陪这位记者采访农民。路上,记者问她:你去过农村么?姚馨一阵慌乱,但是仍然说“去过”;记者又问她:你能讲讲你眼中的中国农村吗?姚馨只好背口径和材料,然后把话题扯开了。

  采访中,农民兄弟提到了一系列党的惠农政策,其中很多都是姚馨头次听说,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她更是闻所未闻。姚馨只好现炒现卖,大汗不止。自此,姚馨深深感到,光靠几句干巴巴的口径,只凭道听途说、文字材料,是无法成为一个合格外交官的。

  姚馨被列入百村调研的第二批第13团,入驻吉林通榆县和平村。去之前,她在网上查了通榆的资料,带上所有能想到的日用品,包括床单、被罩。然而,现实跟她开了个玩笑。她住的那户农家,三间大瓦房,亮亮堂堂,宽敞整洁;各种生活设施也相当齐全。原来,和平村是通榆县的小康示范村,条件比姚馨想象的好多了。

  在和平村5天,姚馨与同组成员走访困难户,参观房屋改造,给孩子们上班会课,与老师、家长座谈,还和农户一起收割苜蓿,在“黄土高坡”烤地瓜、烤土豆。有许多新鲜事从未见过,有许多感动从未有过。

  回京后,姚馨在总结中写道,5天对于了解中国农村来说实在太短,但这5天却将引出她一个长长的探索和思考过程——了解国情将是一辈子都要不断去做的工作。一直以来,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相信什么时候做到“知己”了,也就离梦想不远了。

  这不仅仅是姚馨的感受。参与百村调研的500余名中央国家机关的年轻人,每人都有一份收获、一份感怀在心头。不管来自哪个“衙门”,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他们都对脚下的土地多了一些了解,对身上的责任多了几分认知。

  当村妇唧里哇啦说着听不懂的客家话,曹冰以为她要上访;当她拽着自己的胳膊时,曹冰心里开始发慌。按照百村调研的要求,调研团成员不许“干扰当地正常工作秩序”。她真要是反映问题的可怎么办?来自国家信访办的曹冰一时没有了对策应付。

  随行的副镇长出来解围:这位大姐是想请你们去家里吃饭。曹冰一下子释然。他马上说:谢谢大姐,我们吃过了。不想村妇还是唧里哇啦。副镇长只得继续翻译:她请大家务必去喝口水。盛情难却,那就去吧。

  坐定。倒水毕,村妇返身冲去门口上树了。曹冰他们摸不着头脑了:这上树干啥?原来,村妇爬到树梢给他们摘新鲜的杨梅。五月初夏,还没到杨梅成熟的季节,唯有挂在树顶端的,日照充足,有一些熟了。洗好,端到面前,吃吧!

  跟姚馨一样,曹冰也是百村调研第二批成员,不过属于第四团,入驻江西寻乌族坑村。在国家信访办工作近10年,按说,他没少下去搞“调研”。可是,那些调研常常是“坐着车转一转,隔着窗口看看”,真正走村入户还真不多。这一次不一样了。

  在族坑,调研团成员光脚下地割鱼草,徒步果园计增收,走村入户唠家常,访贫问苦受教育,关注教育话成长。“让我们初懂了农业的艰辛,深感到农民的不易,担忧起农村的未来。”曹冰说。

  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铁岭的曹冰没有想到农村小学是这个样子:狭小的操场,漏雨的教室,简陋的黑板,斑驳的墙壁,一个没有门的会议室。组织家长、老师们座谈,曹冰桌上发言,桌下一只狗舔着他的脚。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最让曹冰感动的场景就出现在座谈会后。由于谈得很深入,座谈会不知不觉进行到晚上9点30分。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整个村落漆黑一片。调研团成员纷纷拿出手机照明。家长中有些是开摩托车来的,就用摩托车灯照着他们脚下的路。起初,曹冰以为是顺路,当走到住宿的地方,摩托车齐刷刷掉头而去,原来家长们就是“为了给我们照明,让我们回家”的。

  “晚上,开讨论会,大家唏嘘不已。这些人用车灯照亮我们回家的路,也会希望我们能够给农村的孩子铺出一个光明的路吧。”曹冰说。

  在族坑6天,调研团成员已经习惯了跟老乡一样站着吃饭,蹲着抽烟,沿着田埂走路。他们将每个人身上被蚊虫叮咬的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大包当做是独特的收获,将寂寞清寂的夜晚被寒冷叫醒看成是对心灵的拷问。“离开族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怕村里面的狗了,村里的小孩子也开始不怕我们了。我们很骄傲,我们将自己变成了族坑人。”

  返京后,曹冰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继续“接访办信”。不同的是,他不再感到工作枯燥,也不觉得麻木了。过去10年,十多万封来信让曹冰程序化了,只见信不见人。

  如今,那些文字重新鲜活起来。“每一封信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即便是我不能都同意他们的想法,至少我能够理解他们;即便我不能都帮他们解决问题,至少我会努力这么做。”他说,族坑6日打通了枯燥繁重的工作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联系的“任督二脉”。

  在遇到村支书李兵池之前,李海涛对乡村干部的能力和品行都颇有怀疑。这位水利部综合事业局的青年干部,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乡长、村长,但是凭媒体上的许多报道和一些传言,他深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走了样,所以老百姓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然而,李兵池改变了他的看法。

  58岁的李兵池体形富态,操着一口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白衬衫配着休闲西装,在芦洞村显得与众不同。他当村长进而兼任支书纯粹是意外。李兵池原是做建筑的,因为乡里欠他23万元,乡党委书记让他回村里当村长,允诺欠款可从农业税里扣。“我当时想把钱搞回来就算了。”他说。

  没想到一干竟然干出些名堂来。李兵池上任村长第12天闹出大动静:修芦溪河坝。村里人不信任他,不出钱,他掏自家腰包买水泥。大家一看新村长动真格的,没话说,凑钱买钢筋,投工投劳就干起来。从此,芦洞村的田地浇水不费劲了。有水,收成好,乡亲们的心情也好,连续几年没交齐的农业税也早早放到了村账目里。

  然后,李兵池带领乡亲们架桥修路,忙得不亦乐乎。他还成立了一个村事务理事会,负责监督财务支出。“我们村从外面找来的钱是全乡最多的,基础建设也是最多的。有这个理事会做监督,不要我解释。群众有谣言了,理事会会替我解释。”李兵池说。

  下乡前,李海涛很担心“新农村”成为毫无特色、极不和谐的水泥建筑,农民被强制“上楼”,城市非城市,农村非农村。后来发现,他的担心在芦洞村有些多余了。

  按照李兵池的实践和设想,芦洞村最急迫的任务是把堤坝再修缮,这样可以保证庄稼的收成;村民的新房子建设不能乱来,村里已经请人帮忙做了全村规划,这样可以保护耕地不被乱占;路也要加宽、硬化;三级化粪池要建起来,这样可以整治全村的排污……

  不过,让李海涛感到震撼的还是14包烟的故事。李兵池的前任在村里干了几十年,批啊斗啊,就是没为群众做事,死的时候,全村没有人到他家里烧香、祭吊,3包烟没有分完。李兵池说,他决不能像老书记那样。“我现在不愁吃不愁穿,还想为群众做点儿事。把这个新农村建设好了,群众脑子里对我的印象:这个也是我搞的,那个也是我搞的。我死了以后,还有人讲我的好话。”别看村官儿,口碑意识可不差!

  在芦洞村,李兵池确实得民心。今年过春节,他早晨五点半就起来了。洗了脸,放完鞭炮,吃了早餐,拜年的人就陆陆续续来了。“我在家里(给拜年的人)一根一根分烟,我要分14包烟!”

  从李兵池身上,李海涛不仅看到了希望,而且还生出尊敬来。“村官儿豆包大,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几乎是靠脸面干活儿。他们根在农村,跟农民最有感情,对农业最了解。他们也许并没有什么大目标、大事迹,却是所有村民的幸福所在。”他说,“不但不能瞧不上村官儿,还要认真跟他们学习呢!”

  1930年5月,同志在江西寻乌调查月余,写就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两篇论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员的耻辱,岂有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81年后的5月,国资委办公厅的杨秉华踏上赴寻乌的“百村调研”之旅。回来后,他认认线多字的“心得体会”。他都“体会”了什么呢?

  他说:“我从2004年参加工作至今已近7个年头。在工作中,我讲过很多话,但做过的调查研究却很少。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年轻干部,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把‘没有调查,也有发言权’当做习惯,今天来看,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他说,与人民群众相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在去族坑村的路上,我心里也忐忑过,不知见了那些陌生的农民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见面后,握一下手,敬一根烟,我得到的是一脸憨厚的微笑,换来的是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转眼间,一切顾虑烟消云散。其实,与人民群众建立感情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不需要多复杂的形式,举手投足之间,我们便与他们培养了感情。

  他说,在族坑村,我们探访了村里的贫困户、五保户,慰问了留守儿童,尽管带去的慰问品和慰问金很有限,但农民们依然激动不已。是因为他们太需要这些东西和钱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真实地走进了他们的家里,和他们坐在了一起。农民群众最讲人情味,只要你走近他,他就会接受你。如果我们只是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研究和制定这样那样的政策,即使我们造福于群众,群众也会和我们陌生、有距离感。只有来到群众身边,他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存在,相信这些的年轻干部对他们是充满感情的。

  编者按5月23日,本报刊发《下乡记》,报道了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开展百村调研的情况。高居“庙堂”的年轻公务员们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引发读者强烈反响。施政必先了解国情民情,“三门”干部必须补上这一课。本报今日再次刊发反映中央国家机关年轻干部下基层接地气的报道——《下乡再记》,以飨读者。

  这位立志成为优秀外交官的年轻人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的事实:她还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尤其是城市以外的地方。之前,姚馨从未走进过农家小院,也分不清楚韭菜、麦苗。她更熟悉的是国际形势、双边关系。可是,一个外交官连所在这片土地的样子都不清楚,又岂能让别人了解它、热爱它?!

  和其他百村调研的成员一样,姚馨的人生经历也是“家门—校门—机关门”。大学读的外语,毕业后进了外交部欧洲司。因工作需要,姚馨各种外交口径没少记,各种材料也没少看,只是口径、材料背后是什么却并不十分明了。日前,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组织百村调研实践活动,让青年干部们接地气、明国情,姚馨放下一切报名参加了。

  事实上,姚馨刚刚受了些刺激。不久前,《奥地利信使报》派记者来访,要求“全方位认识中国”,以便于写中国发展的大文章。姚馨的任务是陪这位记者采访农民。路上,记者问她:你去过农村么?姚馨一阵慌乱,但是仍然说“去过”;记者又问她:你能讲讲你眼中的中国农村吗?姚馨只好背口径和材料,然后把话题扯开了。

  采访中,农民兄弟提到了一系列党的惠农政策,其中很多都是姚馨头次听说,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她更是闻所未闻。姚馨只好现炒现卖,大汗不止。自此,姚馨深深感到,光靠几句干巴巴的口径,只凭道听途说、马会手机现场直播。文字材料,是无法成为一个合格外交官的。

  姚馨被列入百村调研的第二批第13团,入驻吉林通榆县和平村。去之前,她在网上查了通榆的资料,带上所有能想到的日用品,包括床单、被罩。然而,现实跟她开了个玩笑。她住的那户农家,三间大瓦房,亮亮堂堂,宽敞整洁;各种生活设施也相当齐全。原来,和平村是通榆县的小康示范村,条件比姚馨想象的好多了。

  在和平村5天,姚馨与同组成员走访困难户,参观房屋改造,给孩子们上班会课,与老师、家长座谈,还和农户一起收割苜蓿,在“黄土高坡”烤地瓜、烤土豆。有许多新鲜事从未见过,有许多感动从未有过。

  回京后,姚馨在总结中写道,5天对于了解中国农村来说实在太短,但这5天却将引出她一个长长的探索和思考过程——了解国情将是一辈子都要不断去做的工作。一直以来,她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相信什么时候做到“知己”了,也就离梦想不远了。

  这不仅仅是姚馨的感受。参与百村调研的500余名中央国家机关的年轻人,每人都有一份收获、一份感怀在心头。不管来自哪个“衙门”,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他们都对脚下的土地多了一些了解,对身上的责任多了几分认知。

  当村妇唧里哇啦说着听不懂的客家话,曹冰以为她要上访;当她拽着自己的胳膊时,曹冰心里开始发慌。按照百村调研的要求,调研团成员不许“干扰当地正常工作秩序”。她真要是反映问题的可怎么办?来自国家信访办的曹冰一时没有了对策应付。

  随行的副镇长出来解围:这位大姐是想请你们去家里吃饭。曹冰一下子释然。他马上说:谢谢大姐,我们吃过了。不想村妇还是唧里哇啦。副镇长只得继续翻译:她请大家务必去喝口水。盛情难却,那就去吧。

  坐定。倒水毕,村妇返身冲去门口上树了。曹冰他们摸不着头脑了:这上树干啥?原来,村妇爬到树梢给他们摘新鲜的杨梅。五月初夏,还没到杨梅成熟的季节,唯有挂在树顶端的,日照充足,有一些熟了。洗好,端到面前,吃吧!

  跟姚馨一样,曹冰也是百村调研第二批成员,不过属于第四团,入驻江西寻乌族坑村。在国家信访办工作近10年,按说,他没少下去搞“调研”。可是,那些调研常常是“坐着车转一转,隔着窗口看看”,真正走村入户还真不多。这一次不一样了。

  在族坑,调研团成员光脚下地割鱼草,徒步果园计增收,走村入户唠家常,访贫问苦受教育,关注教育话成长。“让我们初懂了农业的艰辛,深感到农民的不易,担忧起农村的未来。”曹冰说。

  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铁岭的曹冰没有想到农村小学是这个样子:狭小的操场,漏雨的教室,简陋的黑板,斑驳的墙壁,一个没有门的会议室。组织家长、老师们座谈,曹冰桌上发言,桌下一只狗舔着他的脚。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最让曹冰感动的场景就出现在座谈会后。由于谈得很深入,座谈会不知不觉进行到晚上9点30分。那天恰好是个阴天,整个村落漆黑一片。调研团成员纷纷拿出手机照明。家长中有些是开摩托车来的,就用摩托车灯照着他们脚下的路。起初,曹冰以为是顺路,当走到住宿的地方,摩托车齐刷刷掉头而去,原来家长们就是“为了给我们照明,让我们回家”的。

  “晚上,开讨论会,大家唏嘘不已。这些人用车灯照亮我们回家的路,也会希望我们能够给农村的孩子铺出一个光明的路吧。”曹冰说。

  在族坑6天,调研团成员已经习惯了跟老乡一样站着吃饭,蹲着抽烟,沿着田埂走路。他们将每个人身上被蚊虫叮咬的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大包当做是独特的收获,将寂寞清寂的夜晚被寒冷叫醒看成是对心灵的拷问。“离开族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怕村里面的狗了,村里的小孩子也开始不怕我们了。我们很骄傲,我们将自己变成了族坑人。”

  返京后,曹冰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继续“接访办信”。不同的是,他不再感到工作枯燥,也不觉得麻木了。过去10年,十多万封来信让曹冰程序化了,只见信不见人。

  如今,那些文字重新鲜活起来。“每一封信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即便是我不能都同意他们的想法,至少我能够理解他们;即便我不能都帮他们解决问题,至少我会努力这么做。”他说,族坑6日打通了枯燥繁重的工作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联系的“任督二脉”。

  在遇到村支书李兵池之前,李海涛对乡村干部的能力和品行都颇有怀疑。这位水利部综合事业局的青年干部,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乡长、村长,但是凭媒体上的许多报道和一些传言,他深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执行走了样,所以老百姓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然而,李兵池改变了他的看法。

  58岁的李兵池体形富态,操着一口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白衬衫配着休闲西装,在芦洞村显得与众不同。他当村长进而兼任支书纯粹是意外。李兵池原是做建筑的,因为乡里欠他23万元,乡党委书记让他回村里当村长,允诺欠款可从农业税里扣。“我当时想把钱搞回来就算了。”他说。

  没想到一干竟然干出些名堂来。李兵池上任村长第12天闹出大动静:修芦溪河坝。村里人不信任他,不出钱,他掏自家腰包买水泥。大家一看新村长动真格的,没话说,凑钱买钢筋,投工投劳就干起来。从此,芦洞村的田地浇水不费劲了。有水,收成好,乡亲们的心情也好,连续几年没交齐的农业税也早早放到了村账目里。

  然后,李兵池带领乡亲们架桥修路,忙得不亦乐乎。他还成立了一个村事务理事会,负责监督财务支出。“我们村从外面找来的钱是全乡最多的,基础建设也是最多的。有这个理事会做监督,不要我解释。群众有谣言了,理事会会替我解释。”李兵池说。

  下乡前,李海涛很担心“新农村”成为毫无特色、极不和谐的水泥建筑,农民被强制“上楼”,城市非城市,农村非农村。后来发现,他的担心在芦洞村有些多余了。

  按照李兵池的实践和设想,芦洞村最急迫的任务是把堤坝再修缮,这样可以保证庄稼的收成;村民的新房子建设不能乱来,村里已经请人帮忙做了全村规划,这样可以保护耕地不被乱占;路也要加宽、硬化;三级化粪池要建起来,这样可以整治全村的排污……

  不过,让李海涛感到震撼的还是14包烟的故事。李兵池的前任在村里干了几十年,批啊斗啊,就是没为群众做事,死的时候,全村没有人到他家里烧香、祭吊,3包烟没有分完。李兵池说,他决不能像老书记那样。“我现在不愁吃不愁穿,还想为群众做点儿事。把这个新农村建设好了,群众脑子里对我的印象:这个也是我搞的,那个也是我搞的。我死了以后,还有人讲我的好话。”别看村官儿,口碑意识可不差!

  在芦洞村,李兵池确实得民心。今年过春节,他早晨五点半就起来了。洗了脸,放完鞭炮,吃了早餐,拜年的人就陆陆续续来了。“我在家里(给拜年的人)一根一根分烟,我要分14包烟!”

  从李兵池身上,李海涛不仅看到了希望,而且还生出尊敬来。“村官儿豆包大,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几乎是靠脸面干活儿。他们根在农村,跟农民最有感情,对农业最了解。他们也许并没有什么大目标、大事迹,却是所有村民的幸福所在。”他说,“不但不能瞧不上村官儿,还要认真跟他们学习呢!”

  1930年5月,同志在江西寻乌调查月余,写就了《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两篇论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员的耻辱,岂有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81年后的5月,国资委办公厅的杨秉华踏上赴寻乌的“百村调研”之旅。回来后,他认认线多字的“心得体会”。他都“体会”了什么呢?

  他说:“我从2004年参加工作至今已近7个年头。在工作中,我讲过很多话,但做过的调查研究却很少。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年轻干部,长期以来似乎已经把‘没有调查,也有发言权’当做习惯,今天来看,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他说,与人民群众相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在去族坑村的路上,我心里也忐忑过,不知见了那些陌生的农民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见面后,握一下手,敬一根烟,我得到的是一脸憨厚的微笑,换来的是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转眼间,一切顾虑烟消云散。其实,与人民群众建立感情是最简单、最自然的事,不需要多复杂的形式,举手投足之间,我们便与他们培养了感情。

  他说,在族坑村,我们探访了村里的贫困户、五保户,慰问了留守儿童,尽管带去的慰问品和慰问金很有限,但农民们依然激动不已。是因为他们太需要这些东西和钱吗?不是,是因为我们真实地走进了他们的家里,和他们坐在了一起。农民群众最讲人情味,只要你走近他,他就会接受你。如果我们只是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研究和制定这样那样的政策,即使我们造福于群众,群众也会和我们陌生、有距离感。只有来到群众身边,他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存在,相信这些的年轻干部对他们是充满感情的。